黄建平：马学良引领彝学突围

马学良引领彝学突围

黄建平

1981年，中央民族学院彝文文献编译室。民族语言学界声名远播的马学良教授力排众议，邀请云、贵、川的毕摩和彝文学者，共同为北京图书馆、民族文化宫和中央民族学院民族博物馆所藏的659部彝文典籍进行分类编目，其中近百分之八十的经书是马学良先生初分过类的经书。彝文学者和毕摩们根据书目及其内容将典籍分为11类。其中历史书56部、作斋经91部、作祭经211部、指路经49部、占卜书22部、百解经70部、福禄书47部、其它类7部。这一分类编目的工作完结后，印出的《北京现存彝文书目》为彝文古书的馆藏、使用、流通提供了参考的依据，也为彝文古籍的整理研究开辟了按图索骥的门径。

鉴于1930年代罗文笔先生地处偏僻的贵州大定，工作条件和翻译条件差，方言的差异，且受到那个时代认知的限制，《爨文丛刻》中的标音和译文多有不妥之处，尤其采用注音字母标音，既不能准确地表明彝语语音，又不通行。原译者罗文笔先生又是虔诚的基督教徒，他在译文中用了“上帝”，“圣台”，“天国”，“天路”等词，使原文失去了彝文词语的本意，不能反映彝族原始宗教的本来面目。马学良先生邀请贵州毕节彝文翻译组的罗国义先生担任审定，四川省岭光电先生，云南省的张兴，唐承宗先生等与中央民族学院少数民族语言研究所彝族历史文献编译室协作，制定“增订”《爨文丛刻》计划，分工负责，历时年余。

1981年深秋，中央民族大学古籍实验室内，西装笔挺、精神矍铄的民族语言学家马学良将一摞泛黄的手稿轻轻推过工作台，鼻梁上的水晶镜片在日光灯下折射出虹光，他深情庄重地对罗国义说：“罗老，闻一多先生讲“学术研究应走出书斋和故纸堆，面向大地”。1938年，在宣威县乡村师范学校教书期间，我以西南联大教师赴宣威彝族地区的名义调查彝族民俗风情，先后发表《宣威河东营调查》《云南土民的神话》等文章。此后又将沿途收集到的素材及爨文残片加以整理，撰写成《湘黔夷语掇拾》。四十三年了，如今要对《爨文丛刻·甲编》进行增订，这些接地气的一手资料都是重要参考。”

身着灰色中山装的罗国义从陈旧的公文包里，郑重地取出1936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由丁文江先生主编、罗文笔先生翻译整理的初版《爨文丛刻·甲编》 ，石印开本特殊，纸张脆黄，书角微卷。“马老，这次咱们以这部原刻本为基础，通过文献互参，校雠补正，去粗存精、去伪存真。贵州毕节专区收藏的彝文古籍丰富，我之前收集了不少资料，或许能派上用场。”他轻轻摩挲着书皮，目光中满是期待。

马学良微微点头，翻开1937年随西南联大西迁，参加“湘黔滇旅行团”，并作为闻一多先生的助手沿途考察、记录各民族的风土人情和生活习惯的笔记，那里面详细记录着多年来对彝文研究的心得与发现。他在烽火乱世中访古求经，创立并践行“田野与文本”“经典与礼俗”互释的研究方法，赢得了“撤去藩篱，为学别开生面；兀如山岳，立身饶有古风”（民俗学家、教育家钟敬文对马学良的评价）的清誉。1941年，北大研究生毕业后，马学良再赴云南武定、禄劝等地，走村串户，考察彝族的风俗习惯，收集彝族的民歌民谣、古语谚语、神话传说。陆续发表了《倮族的巫师“呗耄”和“天书”》《黑夷风俗之一——除祸祟》《男女青年的夜会》《倮文作祭献药供牲经译注》《宣威倮族白夷的丧葬制度》《倮民的祭礼研究》等文。

1982年深秋的北京，枫叶正红。《增订<爨文丛刻>》编撰得到西南诸省彝文学者的积极响应，中央民族学院果吉·宁哈、王桂馥，毕节地区彝文翻译组黄昌寿、王世举、罗正仁、王世忠等先后参加增订和讨论，马学良，罗国义，陈英，范慧娟等人全身心投入，终成其事。全部稿子由罗国义审定，马学良担任主编，王世忠抄正彝文。王继超制原书中的插图。伍文珍，宾万聪，李生福担任部分注音、抄字和抄写工作。

马学良教授的书房像一座被知识填满的孤岛，四壁书架高耸至天花板，汉文、藏文、彝文、苗族古歌、西夏文典籍沉默地交错排列，空气中浮动着旧纸与墨锭混合的沉香。老人正伏案校勘一份西夏文残卷，台灯将他的银发染成淡金色。门铃就在这时响了。

来访者是四川凉山的彝族学者岭光电，去年与贵州的罗国义等彝文学者受聘到中央民族学院，他具体负责《增订<爨文丛刻>》中《呗耄献祖经》（甘洛方言）的编译工作。谁也想不到这位历尽沧桑的老人复杂的身份：煖带田坝土千户家末代土司、岭光电还是早期的黄埔军校生（1933年四川笔试第一名）、建国后的四川省政协委员。

已经69岁的岭光电老人精神矍铄，鼻尖冻得微红，手里紧攥着牛皮纸文件袋。

马学良迎出门，紧紧握住岭光电的手。

“马教授，”他声音有些发颤，“我和贵州的余宏模合著的《凉山彝族的原始宗教信仰》手稿出来了。”

马夫人给岭光电沏了一杯浓郁的凉山烤茶，马学良郑重接过那叠浸润着川黔气息的稿纸。他读得很慢，指尖不时在某行字上停留——那里记载着山神“斯乃”的祭辞，或是毕摩传承的秘要。文中凉山的彝族原始宗教信仰呈现出一个层次分明、功能完善的宇宙观与仪式实践体系，其核心特征被岭光电和余宏模提炼为“万物有灵、祖灵至上、仪式整合”。

良久，马学良抬起头，镜片后的眼睛湿润：“光电先生，我们两是同庚吧，都是1913年生。早年，我在家乡济南中学时，校长以校友季羡林先生作为楷模激励我们，西南联大时，我师从闻一多、李方桂等先生，在西南开展民族语言调查，我的研究生论文《撒尼倮语语法》得到李方桂先生赞誉。建国后从北大东语所借调到民族学院组建民族语言研究所，我主动要求留在民族学院，弹指一挥四十年过去了。光电啊！记得贵州的余宏模是川黔交界的四川水潦乡人，五十年代川大历史系毕业，是贵州民族研究不可多得的翘楚。近期，云南大学（后调入社科院民研所）的刘尧汉在《中央民族学院院刊》发表了《论彝族太阳历》，挖掘并研究整理彝族十月太阳历法，这是一部具有特殊民俗意义和重要科学价值的纪年历法 。刘尧汉30多岁时，就发表了南诏国族属研究的论文，长江后浪推前浪，彝学后继有人，我很欣慰。你已近花甲之年，带领宏模走进田野的路子是对的，田野调查让死的典籍复活，让历史会呼吸，一潭死水变成了活泉水。”

“光电，据我所知，你先祖于清康熙时受封煖带田坝土千户。驻牧地位于甘洛县西部，衙门设在田坝，管辖彝民1120户。作为末代土司，你见证了凉山一步跨越千年的奇迹！”

他起身踱到窗前，北京城的灯火在窗外次第亮起。老学者的叙述随之漫溢出来，携着三十年前的滇东烟雨。

“1950年春天，我在云南彝区收集经文。那天雨大得像是要淹没群山，”马学良的声音沉入往事深处，“为我带路的彝族青年突然停下，指着峭壁上一处洞穴——那是他们的祖灵洞。”洞窟里的场景让马学良震憾：不是他想象中的原始粗陋，而是庄严肃穆的圣所。历代祖先的灵简依长幼次序安放在凿出的石台上，洞口有祭祀火塘的遗迹，石壁上用木炭绘着护送祖灵归天的路线图。

马学良转过身，眼中反射着四十年前的松明火光，“那一刻我明白了，你们文章里写的‘祖灵崇拜’，不是迷信，是一个民族记忆的圣殿，是连着血肉的根脉啊。”

“光电，改革开放后，党的民族政策得到正确贯彻，民族文化研究纳入社会科学范畴受到重视，抢救少数民族语言古籍要与时间赛跑，幸存的彝文古籍，除石刻在贵州境内尚存260多块、云南境尚存700多块外，纸书等类型文献，国内有关部门及国外英、法、美、德等国收藏的数量，据粗略统计，总计约有一万二干余册，据各地初步普查，尚有约五千多册仍存于彝族民间。七十年前，丁文江先生第一次与古彝文产生交集，接下不解之缘的地方——云南武定，最近有一个振奋人心的消息：楚雄州决定筹建云南省社会科学院楚雄彝族文化研究室，为毕摩平反，并明确了‘救书、救人、救学科’的紧迫任务。楚雄州相关部门摸底显示，当地馆藏及民间收藏的彝文文献约有1300部。他们决心开展浩大的彝文抢救整理工程，建成‘彝族文化史上的里程碑’和‘彝族四库全书’”。

送岭光电出门时，北京正飘起那年第一场细雪。马学良望着漫天雪沫，忽然轻声说：“我们都曾是文化的孤儿，在历史的狂风里寻找失散的母语。你们做的这件事，就是在每一个这样的雪夜里，为后人留一盏归家的灯。”

岭光电走入风雪，怀中手稿沉甸甸的。他回头望去，马学良书房的灯火依然明亮，像一艘永不沉没的方舟，飘浮在1982年北京的深夜里，守护着一个个少数民族文字古老而鲜活的灵魂。

古韵新诠 精耕学苑去伪存真

1981-1982年，中央民族学院《增订<爨文丛刻>》编撰工作组在古籍库中埋头苦干，手稿堆积如山。马学良拿起放大镜，凝视原刻本上一段祭祀仪式的彝文，摇头叹息：“由于时代和条件的局限性，各彝文抄本之间内容差异，部分内容顺序错乱，文意混沌。丁文江先生当年收集这些文献时，是多么不容易啊。”他翻开1936年的《爨文丛刻·甲编》初版，紫外线灯下扉页钤印显现隐藏的爨文小字——马学良恩师闻一多遗留的学术指引。

马学良感叹道：“丁文江先生在自序中说‘《爨文丛刻》共十一种，除去《夷人做道场用经》是谭锡畴先生从四川西部带回来的以外，都是我自己从云南、贵州所搜集的罗罗（旧时对彝族的蔑称）文’。可见《爨文丛刻》所收的彝文经典可以概括川黔滇彝族的重要文献，是研究彝族社会历史、民族文化的珍贵资料。我们今日增订《爨文丛刻》，目的是为去伪存真，精耕学苑。”在为《增订<爨文丛刻>》撰写序言时，马先生深情回顾编撰“甲编”的艰辛：“丁先生收集整理翻译彝文经典虽出于偶然的机会,但在少数民族语文和民族本身同样是受歧视和被压迫的黑暗时代，象丁先生这样一位著名的科学家，竟然不畏艰险毅然深入彝区，收集整理彝文经典，在那时为保存彝族文化，到今天为发扬彝族文化，作出了重大贡献，这是难能可贵的。我常想，如果这部珍贵的文化遗产，当时没有丁先生的收集、整理、付印，仍留藏在彝族呗耄(司祭、毕摩)手中，即使不毁灭于国民党大汉族主义同化政策下，也难逃极左路线的摧残”。

罗国义迅速查阅川滇彝文索引，沉声道：“原《丛刻》用注音字母标音，误差太大。增订工作建议分‘改、补、增、减、换、调’六步走。”他举例道，比如《祭龙经》原译“权神经”，混淆了“龙”与“权”的多义性，险些歪曲彝族原始宗教。两人争论起译文细节：马学良主张以国际音标精准标音，罗国义则强调方言差异（如禄劝、甘洛、大方方音）。最终，他们达成共识——修订不仅是技术活，更是文化救赎。在集思广益的基础上，增订工作分六步有序展开：

改：首先是改注音字母为国际音标。因彝语方言差别较大，译者非一地一人，因此标音以译者方音为主。《武定罗婺夷占吉凶书》是译者张兴的云南禄劝县团街公社的方音;《呗耄献祖经》是译者岭光电的四川甘洛县的方音;其余诸篇都是罗国义贵州大方县响水区的方音。原译者罗文笔先生是信奉基督教的,在译文中不免附有这方面的宗教色彩,例如用“上帝”、“圣台”、“天国”、“天路”等词，有失彝文词语的原意，并模糊了彝族原始宗教的真实面目。改翻译体例，在原有“四行”译法的基础上，加分段意译和校注两个部分，加深对原文的理解。

补：补译原《丛刻》中未曾翻译的《玄通大书》和《千岁衢碑记》

增：增编了《水西大渡河建石桥记》和《明成化钟铭文》，与原编《千岁衢碑记》编成《金石彝文选》，列为“增订《丛刻》”中的一个独立单元。

减：删减内容重复的篇章。原《丛刻》已编译了一卷《指路经》(原名《天路指明》)，而在《解冤经》上卷中，又插入一章与前者内容大致相同而没有结尾的《指路经》删掉。

换：四川的《夷人做道场用经》一篇，文章质量较差，改换《呗耄献祖经》。

调：按《丛刻》中各类经书的内容调整了篇目顺序。如《千岁衢碑记》一文，载于原《丛刻》篇首，经与《水西大渡河建石桥记》、《明成化钟铭文》合编成《金石彝文选》之后，因其中多记载彝族罗甸水西的历史，便把它列在《古史通鉴》的后面，这样就更为恰当。

语音分析室里，隔音墙覆盖着贵州方言地图与新声纹图谱。马学良调试语图仪，邀请罗国义诵读《祭山神调》古韵词：“罗老，您的毕节口音保留着上古遗音，咱们来场‘声纹溯源’。”罗国义清嗓开腔，醇厚的彝语如潮水涌来，震得窗棂轻颤。示波器上波峰跳动，与投影幕的甲骨文声调图谱、上古汉语拟音曲线交织——多处韵律惊人契合！“瞧，波峰与凉山彝文碑刻的节奏同步，”马学良兴奋地标记国际音标，“这就是语言的隐秘脉络，爨文古韵在毕节方言中活着！”马学良感慨：“丁先生收集十一种经典，从川西到滇黔，今日我们让它们‘活’了起来——”

夜幕降临，工作组围坐研讨。马学良声音坚定：“我们增订的不仅是书，是民族记忆。”他回忆傅斯年给丁文江的回信：“丁先生谦称《爨文丛刻·甲编》粗疏，实则是民族语言学拓荒者的火炬。”罗国义点头，翻开新校《玄通大书》译文——原《丛刻》未译部分，现已补全。窗外风雪渐息，一缕晨光照进。马学良合上稿件，轻声道：“从丁先生、罗文笔的奠基，到闻一多的指引，再到我们今日精耕——学术如墨链，串联古今。这部《增订<爨文丛刻>》，必然是彝族文化研究史中的一座丰碑。”

立春，《增订<爨文丛刻>》终审会在文史楼举行。马学良看向窗外那棵1949年他和费孝通先生亲手栽种的银杏树：“多年心血，终有成果，就像这棵银杏，扎根生长，传承不息。这次增订参考了大量毕节地区、凉山和楚雄的彝文古籍资料，也算是对民族文化传承的一次深度挖掘。”

1985年，已是古稀之年的马学良依旧笔耕不辍，他根据路南县毕摩金国库的家传本，翻译整理而成《阿诗玛》出版。为了不失原意和便于研究，采用了丁文江和罗文笔创立的“四行译法”，保留了原文的艺术风格、语言特色和民族形式，为研究撒尼彝族的语言文字和风俗习惯，提供较真实的科学资料。

作者简介

黄建平，彝族，贵州省大方县人。工程师、一级技师、QC诊断师。毕业于贵州工业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专业 ，工学学士；贵州财经大学工商管理硕士。长期致力于物流系统规划、物流运营管理、物流技术装备研究与应用。

本文节选自长篇历史小说《爨文密码》，预计2026年下半年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