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皆茜纳，王芳：中华民族共同体视域下彝文古籍的史料价值

中华民族共同体视域下彝文古籍的史料价值

张皆茜纳，王芳 | 贵州工程应用技术学院

摘要：彝文古籍作为中华民族重要的历史文化遗产，数量庞大、内容广博，具有多重价值。历史维度详细记载彝族历史与西南地区发展进程，既见证中华民族形成发展，又为破解历史谜题提供线索，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珍贵史料。文化维度系统呈现彝族文学艺术与哲学思想，既传承优秀传统文化，又为中华文明谱系注入生机。社会维度记录民族交融实践与“五个共同”内涵，既为民族团结提供历史依据，又为文化遗产现代性转化和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构建资源体系。

关键词：中华民族共同体；彝文古籍；史料价值

在2024年9月27日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国各民族共同开拓了祖国的辽阔疆域，共同缔造了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共同书写了辉煌的中国历史，共同创造了灿烂的中华文化，共同培育了伟大的民族精神”[1]。“五个共同”理念深刻阐明了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和发展的历史逻辑和实践必然。彝族是长期居住在我国西南地区的一个重要民族，拥有悠久的历史和丰富的文化。彝文古籍作为彝族文化的载体，内容广博、意蕴深厚，不仅详细记录了彝族的社会变迁、历史事件、民间信仰、风俗习惯等多方面的内容，还记载了大量有关“五个共同”的内容，是中华民族共同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珍贵来源之一。新时代，彝文古籍不仅对彝族自身的历史研究具有重要价值，也对理解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文化格局和历史进程，推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有着不可忽视的史料意义。2022年4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推进新时代古籍工作的意见》，其中第四条第十点明确指出“围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深入整理反映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历史的古籍文献，挖掘弘扬蕴含其中的民族团结进步思想，引导各族群众树立正确的中华民族历史观”。古籍工作纲领性文件的出台为彝文古籍相关研究的开展提供了政策依据，进而也凸显了深入解析彝文古籍史料价值的现实意义。

一、彝文古籍分类概况

（一）彝文古籍简述

彝文古籍是指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949年）以前的通过彝文记录于甲骨、金石、竹简、木、帛、纸等载体并保存下来的文献。彝族是中国的古老民族之一，拥有悠久的历史，主要大杂居小聚居于我国云南、四川、贵州、广西等四省（区）。彝族人民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创造了自成系统的文字彝文，并写下了许多彝文古籍。彝文古籍数量众多、内容丰富，承载着彝族与各民族共同开拓疆域、缔造国家、书写历史、创造文化、培育精神的历史记忆和文化传统。据不完全统计，彝文古籍的数量有上万册，其中包括大量的哲学经典、历史典籍等。这些古籍少部分收藏于国家图书馆、清华大学、中国民族图书馆以及云南、贵州、四川等省的一些博物馆、大学和科研机构，少量分藏在英国、法国等国的相关机构，而大部分则散藏于民间彝族毕摩世家。此外，还有许多散存于山野、路桥、崖岩等处的彝文碑刻、摩崖等。基于彝文古籍珍贵的历史文化价值，自2008年至2020年，共有150件（卷、部）彝文古籍入选国家珍贵古籍名录，使其获得更好的传承保护和价值开发。

（二）彝文古籍的分类

彝文古籍数量庞大，内容广博，其分类方法也呈多样化，除了彝族自身传统的分类法，还有保禄·维亚尔分类法、多龙分类法、杨成志分类法以及马学良分类法等。这些分类法或是从面向群体出发简单分为大众文献和毕摩文献，或从古籍记载内容出发进行分类，如法国少校多龙就将彝文文献分为家族谱系、洪水传说、人类分布说、计数术、飞禽走兽述录、山河记录等6类。彝文古籍的抢救和保护在20世纪80年代取得巨大进展，于是朱崇先在已有的彝文古籍分类基础上，展开了多层面的分类探索。他从载体角度出发，将彝文文献分为石刻、铜制器物、竹木、皮书、陶器、质数、骨质等文献类型；从版本角度分手写本和木刻本，手写本中又可分原抄本、转抄本、普通抄本和精抄本等；以编写和书刻年代分明代、清代两种文献类型；从学科出发分宗教类、历史类两类，将经书、祈祷祝福、宗教仪式等归入宗教类，将历史专著、谱牒世系、天文地理、文学艺术等纳入历史类[2]。这种多层面的分类法为彝文古籍的整理、翻译和研究等工作提供了较为清晰的路径和便捷的方法。但基于“五个共同”的理念框架更有利于理解并深化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体系，本文将不论载体、版本、年代、面向群体等，以古籍所载内容学科倾向占比为原则将彝文古籍分为历史类、民俗类、文学艺术类、哲学类和政治经济类。

（三）五类彝文古籍简介

历史类彝文古籍是指较为系统地记载彝族社会历史发展过程的古籍。如被收录于国家珍贵古籍名录中的《西南彝志》《彝史辑录》《彝汉天地》《摩史叙史书》等，都对彝族社会历史进行了长时段的记录；还有许多散存于山野、路桥、崖岩等处的彝文碑刻、摩崖，如《妥阿哲纪功碑》《千岁衢碑记》《民族团结功德碑》《明成化钟》《罗婺贤代铭》等，也是对彝族历史发展的实物见证。民俗类彝文古籍因涉及到民间信仰，故多为毕摩创作书刻记录的经书古籍，涉及丧事祭祀、消灾经、祭祖仪式、测算占卜等多个方面。如《祭天献牲经》《祈福习俗书》《指路经》等，这些经书在彝族社会中具有极高的地位，是毕摩进行民俗仪式和传承彝族文化的重要依据。文学艺术类彝文古籍范围较广，涉及神话、史诗、诗歌等，如神话史诗《支嘎阿鲁王》《俄索折怒王》，创世史诗《查姆》《勒俄特依》，汉族题材古籍《董永与七仙女》《凤凰记》《卖花记》，文字诗歌类的《彝文字集》《姑娘哭嫁调》《播勒对歌记》，等等。以上都可归为文学艺术类彝文古籍。哲学类彝文古籍是彝文古籍中记述彝族宇宙观、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等哲学思想的古籍，是古代彝族人民在长期社会实践中对自然知识和社会知识的概括和总结[3]，体现了他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宇宙观与方法论。如探讨世间万物生成和发展以及宇宙本质的《宇宙人文论》《宇宙起源》《苏谱·物始篇》；还有《物始纪略》《宇宙八卦》等都从不同角度涉及了彝族哲学思想，涵盖了宇宙观、人生观、道德观等多个方面。政治经济类彝文古籍涉及大量记载古代彝族社会内部经济发展、彝族地方政权及其与中原王朝关系的古籍。如《夜郎君法规》《水西制度》《十二部勾则》《阿哲乌撒战争记》等，不仅记录了古代彝族地方政权的政治制度，同时也勾勒了其与中原王朝之间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联系；又如《养蚕》《造工具》《锦帛的根源》《金银来历》等则反映了古代彝族和周边民族的经济往来活动。

彝文古籍涵盖了彝族社会的各个方面，包括历史、经济、文化、民俗等。目前彝文古籍的翻译整理乃至出版已取得一定成果，但仍有大量古籍需要整理翻译以供研究。以上分类仅以内容的学科倾向比重为标准，每一种类型的古籍都对其他学科知识有所记载，因此不能完全根据某一种分类而将这些古籍割裂开，应综合加以科学分析和研究。

二、彝文古籍的历史价值

（一）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发展的历史见证

彝族是中国西南少数民族中人口较多的民族，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进程中，彝族人民用彝文书写和累积了大量的文献。这些彝文古籍集中反映了彝族人民的政治生活、经济生活与文化生活，是彝族人民聪明智慧的结晶，也是彝族文明的重要载体和标志。更为重要的是，彝文古籍中可见大量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从彝族历史的角度见证了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过程。彝文古籍以丰富的史料展现中华各民族历来就血脉相融、信念相同、文化相通、经济相依、情感相亲的历史事实，诠释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历史生成。彝族创世史诗《查姆》《勒俄特依》等古籍中载有中国西南地区多民族同源共祖的内容，反映了各民族早在蒙昧时代便共同生活、互相影响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思想。这些史诗不仅是各民族“血脉相融、同根共生”自识的体现，还是各民族早在远古时期就建立了紧密的经济、文化、情感联系的证明，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来源。《水西制度》《十二部勾则》《摩史叙史书》等记载的古代彝族建立的跨民族地方政权的行政运转和社会发展，呈现了彝族先民与各民族共同开发和经营祖国西南边疆的生动图景。同时，彝文古籍也记载了地方政权与中原王朝的关系，如镌字崖彝文石刻《罗婺贤代铭》记述了凤氏土司谱牒中自阿维阿而至益弄益振（凤昭）共十四代世系与中原王朝的互动往来。其中说到益振“获朝廷嘉奖后主政十二载，治下河清海晏，功绩镌于摩崖石刻，至今犹见日月辉映之传奇。”反映了大一统政制的历史影响力以及彝族人民融入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历史过程。汉族题材彝文古籍《凤凰记》《卖花记》《董永与七仙女》等本身就是中原文化和彝族文化的交融，生动体现了彝族先民对中原文化的认同。《制盐》《养蚕》《金银来历》等记录彝族先民与周边各民族经济往来的图景，是各民族共同缔造统一多民族国家的经济记忆。彝文古籍不同侧面地记载了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内容，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与发展历史必然性的最好佐证之一。

（二）增加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历史厚度

彝文古籍是研究彝族历史的重要资料，记录着彝族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信息，为现代社会了解古代彝族的历史演变和文化传承提供了宝贵的资料。被誉为“彝族古代百科全书”的《西南彝志》是目前发现的字数最多、篇幅最长、体量最大、内容最丰富的彝文史籍巨著。该书以彝族历史记述为主要内容，同时记载了西南地区彝族古代生产、生活、风俗、物产等各个方面的内容。它记述彝族历史的方法十分独特，通过记录彝族古代统治阶级（君长、土司、土目和一些大姓）的谱牒，将这些谱牒作为历史之“经”贯通古代历史，再于谱牒中重要人物的世系上，挂上重大的历史事件和重要事物，以此为“纬”，编纂整个彝族古代历史[4]。《彝族源流》同样是一部以谱牒为脉络而叙史的文献，全书彝文约20万字，书中不仅论述万物生成、人类进化，还描述了彝族家支形成、分支、流向、迁徙、战争、联姻、祭祀、创造文化、与周边民族往来互动等历史图景，体现了古代各民族在自然面前的斗争精神和社会生存中的创造精神。《彝史辑录》汇辑《德施氏谱》《侯支系分布》《十二称“勾”部溯源》《迎毕摩神》《保平安》《乌撒部二十四目》等13部（章）文献，载有反映古代彝族分布、迁徙、丧祭习俗、毕摩神崇拜、除灾难仪式等历史内容。此外，彝族社会长期以来保留着较为系统的父子连名谱牒，为各民族中少有。这些谱牒多类并存，时至今日在彝文古籍和口碑文献中仍保留着数量不等的氏族系谱、宗族族谱和名人家传，尤其是氏族系谱正可弥补中国谱牒之缺憾[5]，是历史研究所需重要资料。彝文古籍是中华民族的重要文化遗产，它们以丰富的内容和独特的形式记载了彝族社会的历史和文化，随着这些古籍陆续被整理翻译和研究，其成果亦在不断增加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历史厚度。

（三）解开西南地区历史之谜的重要钥匙

彝文古籍对于解开历史之谜具有重要意义。彝文古籍中记载了诸多有关夜郎古国的信息，为史学家探索神秘古代社会提供了宝贵的研究资料。通过对彝文古籍中相关内容的探索和解读，可窥见曾经辉煌一时的夜郎古国的真实面貌，从而进一步深化中华文明的历史穿透力。如《西南彝志》等古籍中记载了彝族先祖统治夜郎，以及在可乐一带活动的足迹，为揭开夜郎古国的神秘面纱提供了重要线索。同时，彝文古籍也记录了彝族先祖在贵州高原、乌蒙山建立过罗殿国、乌撒等地方政权的历史，对于厘清和丰富贵州地区历史具有重要意义。如彝文古籍《布默战史》中记载了水西与乌撒等部族间的战争，反映了水西政权在西南地区的政治地位和军事活动，为研究贵州历史提供了不同视角的史实。我国西南地区是各民族长期交往交流交融的重要地带，其悠久历史仍需大力挖掘和发现，仅靠汉文史籍不足以全面解开西南历史。在过去的研究中，汉文史籍对彝族历史乃至其他各民族的记载相对有限，不可避免地导致一些历史事件和人文地理等方面的记录存在缺失。而彝文古籍的发现、翻译和整理，可很大程度弥补这些缺失，使西南历史的研究更加深入和全面。诸如《西南彝志》《布默战史》《水西制度》《罗婺贤代铭》等古籍记录了历史上西南地区发生的各种大大小小的战争事件，勾勒出区域内各部族间关系、地方政权与王朝中央关系的历史进程，推进西南地区历史发展的进一步明晰化。

三、彝文古籍的文化价值

（一）文学艺术价值

彝文古籍行文次序从左到右、从上到下直行排列，以五言句式为主，间杂三、四、七、九言，连字成句，连句成段，连段成章，写起来、看起来、读起来都比较流畅，展现出明显的诗体美感。行文上语言优美、韵律和谐，对人物、景物的描写十分生动，诗体形式更是增加了古籍内容的浪漫主义色彩，表现出彝文古籍独特的文学风格。例如，《西南彝志》中“论五行根源”有载“秋天多雾霭，夏天多雨水、春天多起风，冬天多霜雪。雾沉沉的，雾蒙蒙的，雨绵绵的，雨淋淋的，白花花的，金闪闪的”[6]；史诗《查姆》关于天地起源的记载如是说，“天翻成地，地翻成天，天地混沌分不清，天地雾露难分辨”[7]，其他彝文古籍同样都体现出内容丰富、诗韵优美的特点。此外彝族支系撒尼叙事长诗《阿诗玛》描述了一个不畏权贵、忠于爱情的勇敢女性形象；神话史诗《支嘎阿鲁王》中支嘎阿鲁射日英雄的形象向后人传递了勇于挑战、积极进取的精神。彝文古籍中包含的大量诗歌、故事、神话、传说等作品，不仅为彝族人民提供了宝贵的精神财富，反映了彝族人民的审美观念和艺术创造力，同时也因其客观的文学艺术价值进一步丰富了中华文化的内涵，增强中华文化屹立于世界文学艺术之林的实力。同时，彝文古籍的文学艺术价值也获得了国家的认定以及社会的认可，《阿诗玛》入选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查姆》《梅葛》《彝族克智》入选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阿细先基》入选第三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毕阿史拉则传说》《玛牧》入选第四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

（二）哲学思想价值

彝文古籍中记载了彝族的民间信仰、祭祀仪式、民俗活动等，为研究彝族的哲学思想提供了丰富的资料。这些资料有助于了解彝族的宇宙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如《宇宙人文论》深入探讨了宇宙的本质、人类的起源以及天地万物的关系。它反映了彝族先民对宇宙起源的朴素理解，提出了清浊二气发展变化形成天、地、人及方物的观点，以及人通过知识“管天地”既能顺应自然，又能改造自然的论断，体现了朴素的实践唯物主义思想，具有极高的哲学价值。《梅莫卡》涉及彝族先民对宇宙本质的探索，是理解彝族哲学思想不可或缺的重要文献。它记录了彝族人民对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深刻洞察，展现了彝族哲学的独特魅力。《苏颇·物始篇》阐述了世间万物的产生、发展、变化过程，并提出了“生、长、衰、亡”是不可抗拒的自然规律的唯物主义观点。彝族史诗如《查姆》《阿细的先基》强调天地万物是自然演化的结果，而非神灵创造，以对神创论的否定展示出朴素唯物主义色彩。《勒俄特依》中的“猴变人”说，将人类归为“雪族”演化的高级阶段，与达尔文进化论有相似之处。同时，彝文古籍中的哲学思想探索，也反映了彝族哲学思想与儒释道思想的交融。彝文古籍吸收汉族的阴阳五行、道家自然观，又保留本土特色。例如，《西南彝志》的“无极”概念与道家思想相通。古籍中关于“阴阳”“八卦”的记载内容，与《周易》中的“八卦”思想有相通性；《劝善经》运用道家因果报应的思想观念推动古代彝族社会的行为规范；《宇宙人文论》等古籍中记载的众多神话人物疑与佛道仙神有着联系。

彝文古籍所蕴含的哲学思想体系呈现出鲜明的本体论唯物主义特征、方法论辩证思维特质以及价值论和谐取向，构成了彝族先民对宇宙、自然与人类社会进行系统性认知的完整哲学范式。作为中华·48·哲学多元一体格局中具有民族特色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学术价值不仅体现在哲学史研究的维度，更在当代社会实践中展现出“天人合一”生态智慧的现代性启示意义。这一思想体系通过“气一元论”的宇宙生成说、矛盾转化的辩证思维以及“三才和谐”的伦理观，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民族哲学传统，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可资借鉴的东方智慧资源。

（三）弘扬彝族文化丰润中华文化枝叶

彝文古籍是彝族人民智慧与创造的集大成，它们不仅是彝族人民的精神财富，也是中华民族多元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彝文古籍使彝族诸多优秀传统文化得以保存下来，其中包括丰富的哲学思想、教育观念、医药科学等。这些内容一方面对彝族人民的现实生活和精神世界具有深远的影响，另一方面也丰润了中华文化的底蕴和内容。彝文古籍的保护与传承是中华民族文化自信的体现，通过传承和弘扬彝文古籍中的优秀文化元素，可以增强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促进各民族之间的交流与团结。彝文古籍彰显的丰富文化价值是“各美其美”的自我认知，也是“美人之美”的他者认可，更是“美美与共”的中华民族认同。通过整理、翻译、出版等方式，让更多的人了解和认识彝文古籍的价值和意义，有助于推动中华民族文化的传承与发展。通过数字化保护、教育传承和创新传播，彝文古籍正从静态文献转化为动态文化资源，既增强了彝族的文化自信，又以民族文化的多样性丰富了中华文明的整体性。彝族文化作为中华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与其他民族文化相互补充、彼此依存，共同构成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文化格局。这种文化格局的形成，是各民族在长期历史发展过程中相互交往、交流与交融的结果，也是中华民族文化繁荣发展的重要基础。

四、彝文古籍的社会价值

（一）促进民族“三交”巩固民族团结

彝文古籍记录了多民族共同的历史记忆。彝族创世史诗《勒俄特依》《查姆》等，都叙述了中国西南地区多个民族源于同一个始祖的传说。这些史诗呈现出的核心内容和相同主题，充分反映了各民族在蒙昧时代已共同生活在同一空间的不同区域，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这种共同的历史记忆，有助于增进各民族之间的认同感和亲近感，促进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巩固民族团结良好局面。文化互鉴，彼此交融。彝族文化在与其他民族的交往中，不断吸收和借鉴其他民族的优秀文化成果，同时也将自己的文化传播给其他民族。例如，古籍中记载的火把节、民间传说和故事等，都已经成为中华文化的枝叶之一。火把节更是成为全国各族人民共同的节日，各族人民在火把节期间的交往交流交融中共同性日益增长，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不断增强。精神相通，团结共进。如《劝善经》便是在汉文古籍《太上感应篇》的基础上从彝族社会的实际出发，加以释义和解说而成，其本身就是各民族生活伦理一致性的体现；《支嘎阿鲁王》等史诗描述的支嘎阿鲁形象与中华文化崇尚的英勇拼搏的民族精神相契合，也与当今为美好生活不懈奋斗的时代精神完美切合。此外，彝文古籍的翻译和研究，也为其他民族了解彝族文化提供了重要途径，促进各民族文化交流与融合。因此，彝文古籍中所反映的各民族间的共同性，是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巩固民族团结的重要来源之一。

（二）经济赋能实现现代性价值转化

彝文古籍是彝族文化的精髓所在，是彝族优秀传统文化实现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重要源泉。彝族优秀传统文化要实现创新发展和价值转化，一方面要以发展和繁荣中华文化为目标，另一方面要从彝文古籍中深挖自身文化精髓，积极吸收各民族优秀文化和先进文化。在文旅融合发展的时代，彝文古籍中的大量元素已经逐渐被融入到现代艺术创作、文化旅游、产品设计等领域。例如，影片《支格阿鲁》就是根据《支嘎阿鲁王》的记述将支嘎阿鲁的英雄形象搬上银幕，既实现了文化的价值开发，又以英雄拼搏奋斗的精神起到宣传教育的作用。又如我国西南彝族聚居的区域进行旅游开发时，在产品设计、概念定位、故事创作等方面都要去彝文古籍中寻找线索和素材。云南昭通的六祖文化广场、贵州六盘水海坪彝族文化园、贵州毕节慕俄格古城等都是很好的例子。一些景区开发了以彝文古籍为主题的文创产品，将彝文古籍中的故事、图案等元素运用到旅游景点的设计中，游客在欣赏美景的同时，也感受到彝族文化的魅力。此外，随着彝文古籍的数字化进程，其应用范围不断拓展，进一步推动了文化遗产的现代性转化。

（三）提供史料推动跨学科学术研究

彝文古籍关于政治经济、历史文化、教育伦理、哲学信仰、军事地理、民族关系等领域的内容记载，为各学科开展中华民族史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的史料系统，成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多学科交叉研究的重要媒介。例如，在天文学研究中，彝文古籍中关于天文历法的记载可以为研究者提供重要的线索和依据。彝族十月太阳历作为中华阳历的一种，古籍中对其的详细记载为中国历法研究提供了珍贵的材料。在语言学研究中，彝文古籍的语音系统和语法结构可以为研究者提供宝贵的对比研究资料。在历史研究方面，彝文古籍中的金石铭刻、简牍契文等档案性质的资料，为历史考古研究提供了宝贵的实物证据；父子连名谱系对研究彝族历史具有很高的价值，其谱系本身就是彝族历史的一个缩影，同时还可用于断定年代。彝文古籍对比较研究中历史真相的探知意义重大。如有学者通过对《宇宙人文论》的研究，得出其引证图例取材于宋代理学的结论。研究该典籍的其他学者则分析，典籍全书找不到程朱理学的影响，亦未提及“理”之概念，因此该典籍可能成书于程朱理学之前，约唐中叶至北宋末年。[8]彝文古籍对古代彝族阶级等级、社会结构、经济活动、婚姻家庭、教育伦理等内容的描写，为民族学、社会学、经济学等学科发展提供了宝贵的材料。

五、结论

彝文古籍是中华民族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其对古代彝族历史文化翔实而全面的记载，以及对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史实的记录，凸显出丰富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意蕴。已经被整理、翻译的彝文古籍，以及相关研究成果显示，彝文古籍以其巨大的数量、广博的内容展现出丰富而积极的历史、文化和社会价值。历史层面，彝文古籍对彝族历史的详细记载不仅涵盖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史实，还记录了西南地区的历史进程，既见证了中华民族的形成与发展历程，又通过充实民族共同体的历史积淀增强了文化认同，同时为破解西南地区历史谜题提供关键线索，是新时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珍贵史料。文化层面，卷帙浩繁的彝文古籍通过其广博的内容体系，系统呈现了独特的文学艺术成就与深邃的思想哲学智慧，既承载着弘扬彝族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使命，更通过文化基因的传承为中华文明谱系注入生机。社会层面，彝文古籍中关于各民族交融实践与“五个共同”内涵的鲜活记录，不仅为巩固民族团结提供历史依据，更为实现文化遗产的现代转化、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的多学科协同研究构建了兼具学术深度与实践价值的资源体系。彝文古籍中反映的彝族人民淳朴的生活方式、向善的价值观念和道德规范等，对于构建和谐民族关系，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都具有积极意义。

通过深入挖掘彝文古籍的史料价值，我们可以更好地认识和理解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文化格局和历史发展，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巩固和谐民族关系贡献智慧和力量。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彝文古籍面临着散失、损毁等风险。全社会应加大对彝文古籍的保护力度，坚持“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加强管理”的方针，加强对彝文古籍的搜集、整理和研究工作，通过数字化、修复等手段保存这些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同时整合多学科力量共同开发其中的丰富内涵，充分发挥其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进程中的史料价值。

本文原载于《贵州工程应用技术学院学报》；本文属于毕节市社科联合基金项目“中华民族共同体视域下毕节市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研究”，项目编号：BSLB-202401。

作者简介

张皆茜纳（1990-），女（彝族），云南曲靖人，法学博士，贵州工程应用技术学院彝学研究院研究人员。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与政策、彝学。王芳（1978-），女（彝族），贵州纳雍人，贵州工程应用技术学院科研处助理研究员。研究方向：彝学。